古人所说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是西周中期，政局趋向稳定，经济和文化获得空前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文武兼备的综合素质教育。“礼”是构建政治结构的道德类学科；“乐” 是一门综合艺术，是关于对情感的理解和表达等方面能力的学问，和今天的艺术类学科相近。“乐”和“礼”同作为六艺教育的中心，其所蕴涵的，对于人的性情的陶冶、心灵的感化的作用，对于“政治结构”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荀子说：“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荀子·乐记》）而音乐，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内一直享受着二等待遇。学校里，音乐课安排的课时最少，遇到高考科目要加课，音乐课就要让路，甚至有些学校到了高中，就把音乐课取消了，使得直接关系到民族整体素质的音乐教育总是营养不良。
学校音乐教育的缺失，导致许多学生家长（出于多种考虑）把培养孩子学习器乐等音乐的一技之长的希望转移到了社会。随着市场的自发形成与发展，社会上的音乐教育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一、少年宫、文化宫、少年之家、儿童活动中心等社会组织；
二、各类艺术团体、院校组办的专业培训班；
三、各个艺术团体的专业演奏员、艺术类院校毕业生自己开办的“工作 室”、培训班等；
四、琴行办学。
在这里，我们关注和乐器销售有直接关系的“琴行办学”。
双拉动模式
当我们查看一些国内琴行的资料后，不难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割据各地的著名的琴行无不同时拥有相应的器乐培训单位：
上海知音琴行有限公司——知音音乐培训中心；
杭州天目琴行有限公司——杭州天目艺术专修学校；
北京鲍蕙荞钢琴城——鲍蕙荞钢琴艺术中心；
北京姜杰钢琴城——姜杰文化艺术中心；
大连科曼琴行——科曼钢琴艺术学校；
石家庄市秦川文体乐器有限公司——石家庄市秦川音乐艺术学校……
一些在当地比较有影响的琴行，已经成为某一地区的代名词，比如沧州的“天乐琴行”，到了当地，你问任何人，都会明确地告诉你它在哪条街的哪一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琴行办学成为各地业余音乐教育的主流，是什么原因导致乐器商成为组织器乐学习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呢？因为学琴的消费在整个市场来看是相对无限化的。以乐器经销为依托办学的好处是将乐器经销作为一个交易界面，为教学消费者提供相关消费的机会——教学消费的背面是购琴消费、学琴的相关消费（音乐书籍、音乐音像制品、乐器配件……）以及对售后服务等的需求。用姜杰文化艺术中心的总监姜晓曼的话讲，这叫“双拉动”，即销售、教学的双向增长性拉动。
北京的“小扳手”琴行，仅仅有50余平米的面积，却分做三间，专门留出一间用作教学的琴房。经理李宏伟说她的琴行“麻雀虽小，五脏具全”，一样要提供一条龙服务：“只有提供一体化的服务，长久下来，顾客才会认可。这是长久经营必须考虑的方案。”我们可以把李宏伟的想法当作成熟市场给予参与者的在思维上的一个映射。
较之私人教学的优势
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弦乐教研室主任童卫东在谈及“如何报考中央院附中”这一问题时，曾提醒考生的老师和家长“中央音乐学院有自己的教学传统，外边来的孩子和我们本校的孩子还是会有一些差距。所以，真正能考上的，他都是很早就来了，跟院内的一些老师学。”这无疑给要进行专业学习的孩子指出了一条必经之路。但是对于广大的没有门路去认识音乐学院老师的孩子、没有必要认识音乐学院老师的成人，去琴行学琴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姜晓曼认为，与“找老师到家教孩子”相比，带“孩子去琴行学”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家里没有学习的气氛，在家学琴的孩子，学习效果和付出的时间会不成正比”。她说：“不要怕耽误时间，而不陪孩子学琴，钱赔了可以再赚，时间没了就找不回来了。在孩子5-6岁的时候，脑细胞分裂最活跃，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期的开发，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她特别谈到这件事对孩子品质教育的影响：“在家学，孩子会产生‘我家有钱’的想法，他的求知欲就没有了。”大部分的琴行教学负责人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鲍蕙荞钢琴艺术学校副校长谭立勤说：“琴行还带有中介的性质，当学员和老师之间出现问题时，琴行可以视情况调节。”他同时指出私人教学的弊端之一是“琴童间缺少交流、沟通”。拥有一定学生数量的私人教师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会定期举办“学生音乐会”。这既是对自己教学工作的回顾，也为学生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机会。
随着行业的发展，琴行教学不但会举办个别教师的“学生音乐会”，还会举办“全体老师教学观摩”、“全校师生音乐会”……利用教师和学生数量上的优势，将这一教学形式发展到了极至。不得不说，这些是私人教学所无法比拟的。
科目、形式、时间任你选
由于大家进行器乐学习的目的不同，很多琴行学校将授课归类为“个别课”、“小组课”和“集体课”等几种形式；将学时分为“90分钟”、“60分钟”、“55分钟”、“45分钟”、“30分钟”等几个时间段，供学员选择。施特劳斯音乐培训中心的刘老师告诉我，他们那里还有适于小孩子的“兴趣培养班”，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带他入门。一位在琴行学琴的成年人说：“集体课最直观的好处是费用降低了。这对于我们这些退休后想娱乐一下的人很合适。”一些老师表示“集体课有学员间可以相互比较、交流、促进的好处”。
琴行办学的教学科目类别众多，钢琴、古筝、吉它、小提琴等热门乐器就不用说了，声乐、打击乐等学科学的人也不少，一些有远见、有想法的琴行还开办了合奏课。针对钢琴销售火暴、市场亟需调律师的现状，不少琴行还专门进行调律培训，象大连科曼琴行、沈阳巴洛克琴行、北京奥乐琴行……
从现在整个办学环境来看，一个孩子同时学习多种技能是较普遍的现象。姜杰钢琴城划分四个教学部——教学一部，钢琴；教学二部，手风琴；教学三部，管弦乐器、民族乐器；教学四部，舞蹈、美术、英语、电脑、其它——并推出了“1+1+1”的教学模式，可以满足家长、孩子在一个相对较集中的时间段内多科学习的需求。今年，姜杰又紧跟社会消费需求推出了跆拳道班和瑜珈班。据姜晓曼介绍，教学四部不太赢利，但正是这个不太赢利的教学四部的工作，保证了其它几个教学部有相对稳定的生源。
教学环境上的角逐
一位李老师说：“如果你的环境布置得不好，孩子坐在那里学琴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会觉得每次去琴城学琴都是一种痛苦。”这句带有心理学味道的话语，道出了琴行办学中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
大连科曼钢琴艺术学校的校长郭兴勇说：“要吸引顾客就要在购物环境、教学环境上下工夫。‘科曼’的每一间琴房都有空调，这在大连是绝无仅有的。这无形中增加了成本。避免增加成本的方法不是不安空调，而是提高琴房的利用率——周末钢琴学员多的时候，琴房全部用作学员培训；平时幼儿园和调律学校的学生可以多使用琴房。”
大到屋内的色调，小到茶几上的摆设，无不显露出琴行的审美情趣和格调。如果我们愿意和一个衣着得体、谈吐文雅的人交，有什么理由怀疑大家愿意去一家环境舒适的琴行学习呢？如果两家琴行的教学水平相差无几，如果学琴的目的只是丰富生活，如果两家琴行的距离差不多，那么多数人会选择一家环境好一点琴行就学。在北京，随着新教学点的设立，这种因为教学环境差异导致的生源流动已经多次发生，并且成为必然。
现在，不少琴城都有双钢琴教室、演奏厅，甚至音乐厅。良好的环境给学员们带来了艺术的感受，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附带的效应——北京新世界姜杰音乐广场带有三面落地玻璃墙的舞蹈厅和演奏厅每天都要吸引一批批的顾客驻足观望。他们在把艺术感受记住的同时也把“姜杰”这两个字牢牢地记住了。“有心”的办学单位不但不断完善教学环境，而且不断完善教学硬件。一些先进的教学设备也在悄然进入教学活动——
原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王进德在谈到现在钢琴教学和以往钢琴教学的区别时曾提到：“以前学钢琴，学生找了谱子就照谱子学。现在，有了谱子学生还要找音像制品——CD、VCD、DVD……音像制品还不是只找一个，要找好多好多版本。这个跟中国钢琴演奏水平上去有绝大的、实际的关系。”可以说，这番言语是现在器乐学习状况的一个写照——大量现代教学手段的使用已开始普及化。天津市天使文化艺术中心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培训学校，在它的单钢琴琴房中安放有成套的影碟播放设备，这无疑是对王进德老师论述的一个印证。虽然在我接触的琴行学校中还没有发现这一现象，但可以想象的到，一旦有一家琴行学校在设备的这个层面上进行“升级”，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办学单位“跟进”。
收费的方式和生源的流动
如果说什么是学员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一定是“学费”。现在，琴行的学费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统价”，也就是每一种上课形式采用统一的收费标准；一种是“级别价”，即每一种上课形式根据授课时间和教师的不同级别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
一般说来，任课老师来自于专业院校/系毕业、留校、在读生及专业音乐团体，从某种角度而言，教学的区别不大。不同的学费模式实际上为学员们提供了一个择师的角度。
鲍蕙荞钢琴艺术中心采用“统价”。谭立勤说：“我们所有的老师全部来自专业院校的钢琴专业，任课之前要通过鲍蕙荞老师的考核。对于这种专业水平比较接近的老师，划分级别的意义不大。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初学的学员不见得容易教，高级别的学员不见得难教。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教师和学员匹配。”他认为“级别价”的模式适用于教师特点多元、能力跨度较大的情况，更倾向于商业性的目的。
姜杰文化艺术中心采用“级别价”，教师在任课之前只做基本的考试。“在‘教’的过程中才能发现他是否能干。”姜晓曼说：“有许多人弹的很好，可是不会教，也没有责任心；有许多人弹的不是太好，可是他很有教学的方法。”“姜杰”更注重教师的“为人师表”，在每间琴房中都张贴了《教师守则》。
那怎么来体现教师的教学能力呢？谭立勤说：“在‘统价’的情况下，学员就会去比较教师，没有价格的干扰，他们会自发地汇集到‘好的’老师那里。虽然学生的课时费是统一的，但收入却能从学生的多寡上区分。”他丝毫不担心由于薪金不增加而引起教师流失：“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艺术学习者的基数越来越大，专业学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对更多的人来说，到一定年龄，艺术教育会结束。即便教师把琴城的学员全带走，经过一定时间的流失，他也会留不下什么学生，所以在琴行教学应该是必然的选择。”不过，他表示，如果要扩大教学规模，必须要实行“级别价”。“‘从学生的角度分别，从学校的角度来调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肯定地说。
姜杰文化艺术中心把教师大致划分为5个级别，AAA级是留校生、外籍教师或非常有经验的教师；AA级是中央音乐学员相关专业的学生；A级是中国音乐学院相关专业或中央音乐学院其它专业的学生；B级的学生是其它大学音乐系的学生；C级是其它教师。姜晓曼说：“这只是一个参考，真正重要的是调节工作——先要区分教师来此任课的目的是“做出国前的准备”、“第三产业”还是“专门任课”，学员的水平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再进行安排、调节。”在姜杰文化艺术中心的《学生登记表》上专门设有“学琴意向”的栏目，里面有关于学琴意向的选项——专业、兴趣、希望（考级）。在入学之初，学员就要对校方表明自己学琴的态度，以便教务老师酌情安排。
在学琴的过程中，学员会以各种形式流动——从一个老师那里到另一个老师那里，从一个琴行到另一个琴行。学期考试、春节长假，是琴行教学最痛苦的时候，每逢此时，每家琴行都会流失一批学生。对待这一问题，姜晓曼显得比较坦然：“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腻，他必然会想换个环境。我这的学员到别家去学了，别家的学生也会到我这儿学。关键是你有什么方法留住学生。”在“非典”期间，别的琴行都在为损失发愁的时候，“姜杰”把琴房重新做了装修，准备用新的形象迎接“抗非典”胜利后归来的学员。
组织考级活动是个发展的契机
业余器乐学习所必须面对的问题——考级——同时也就是琴行办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待“考级”，大家有着各自的看法。姜晓曼打比方说：“考级就相当于体检。它只考基础，考官的评语能指出你在‘背谱’、‘表情’、‘演奏’上面的不足。”她对不少人觉得考级给学员带来压力表示不同的看法：“人的一辈子会经历许多磨难，我们完全可以把‘考级’看作是心理素质上的锻炼，‘考级’不过，我们就应该激励自己更加努力。”但是她反对制定进度：“艺术教育是个性的培养，要因人而异。”
谭立勤认为考级的做法虽不是很完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大家需要“它”来检验一下学习成果。他觉得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怎样结合得更完美。“‘考级’并非是音乐学习的终极目标。取消‘考级加分’后，‘考级’会回归它最初的设置目的，大家会回归音乐教育本身。”谭立勤如是说。
稍有规模的琴行纷纷组织学员参加各种组织机构的考级活动，一些琴行还设有考级点。当然，考点设置的考级科目都有很“热”的群众基础。不少商家认为，从商业角度来看，“考级”带有某种垄断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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