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浩劫。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疾速发展，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观念。社会化的大生产、经济的大萧条和迅速增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心理和思维方式。

西方音乐在 20 世纪呈现出多元化的纷繁局面。对于传统的怀疑和决裂，不仅表现在对 19 世纪音乐的反叛，甚至抛弃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音乐准则。在这个“普通人的世纪”里，作曲家们追求个性的充分展示，他们不再按照同一的思想和方法去创作。即使在一个“主义”或“流派”的旗帜下，不同代表人物的风格也是大不相同。西方音乐自律的性质向极端发展，音乐放弃传统审美模式，试验探索新奇的手段、音响，致使音乐与听众的隔阂逐渐加大。当然还有许多作曲家仍然在传统基础上继续发展。

1922 年左右，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巴尔托的《猛烈的快板》、勋伯格的《月迷彼埃罗》的出现代表了 20 世纪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出现的对传统欧洲音乐反叛的浪潮。它们无视浪漫主义的热烈炽情，印象主义的唯美静观，甚至千年来形成的音乐美的准则，也被无情地打破了。这三部当初听众似乎是无法接受的作品，现在已被认为是 20 世纪的古典作品，它们代表着上半世纪的一些主要音乐倾向。

20 世纪初，欧洲新的民族主义音乐也获得发展。 20 世纪民族乐派的作曲家通过录音机，更精确的记录下民间音乐的原貌，并寻求民族的原始音乐灵性。他们采用 20 世纪的现代音乐技法、尖锐的谐和音、打击乐般的节奏和古代的调式。

一次大战前，艺术表现主义扩展到音乐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是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被称为“新维也纳乐派”或“第二维也纳乐派”。表现主义力求表现主观的内心感受，偏爱紧张奇异。而与浪漫主义不同的是表现主义的创作常常源于内心深处强烈的冲动，通过心灵的潜意识对现实的感受进行夸张、变形。它的题材中的现代社会的人，往往处于难以解脱的内心冲突、紧张、焦虑和恐惧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主义成为欧洲乐坛时兴的音乐潮流。战争带来的社会、政治的剧变，心灵的创伤，引起了艺术趋向传统的回归。他们极力排斥浪漫主义音乐中那种强烈的主观性，把巴洛克音乐的客观、超然的因素作为自己艺术的准则，力图复兴古典主义或古典主义以前时期的音乐风格和特征。作曲家重新使用均衡的形式和清晰可辨的主题进行这种早期风格，以此代替晚期浪漫主义中他们认为日趋夸张的姿态和松散形式。由于新古典主义者比较倾向于采用扩张的调性、中古调式甚或无调性之类的技法，而不是重新恢复真正（维也纳）古典主义的按功能进行组织的调性系统，因而前缀次“新”常常带有模拟或歪曲真正的古典主义特点的意味。

20 世纪上半叶，实验音乐倾向越发明显。如：使用微分音作曲，即音程的最小单位不是半音音程，而是小于半音的 1/4 音或 1/6 音；把日常生活中可听到的噪音作为音乐作品的基本音响材料等等。

　　在 1945 年以后西方更加纷繁的音乐流派风格中序列音乐最早受到音乐界的广泛注意。二战时曾被禁止演出的新维也纳乐派的十二音作品，战后特别引起一批青年作曲家的好感。 1946 年他们云集达姆施塔特的“新音乐假期训练班”学习，研究韦伯恩的音乐。拉开了战后序列音乐发展的帷幕。十二音音乐的有序性仅表现在音高上。 50 年代出现的序列音乐，不仅在音高上采用序列手法，在节奏、力度、音色等方面也同样采用序列手法，因而它也称作“整体序列音乐”。新古典主义的代表斯特拉文斯基也在 50 年代转向序列音乐。

与音度有序性的序列音乐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偶然音乐。它强调非理性直觉、偶然性及一时冲动对音乐作品的决定性作用。在创作偶然音乐时，作曲家可以用掷骰子来决定音乐素材，或偶然选择音响构成乐曲。他们虽然安排乐曲的章节，但允许演奏者在演奏时自由选择演奏秩序。因此，演出成为音乐的“偶然”，乐曲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不同的面貌。

　　电子音乐的出现是二次大战后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进展。 60 年代电平控制合成器问世后，大大简化了电子音乐的创作过程（磁带创作的电子音乐过程复杂、耗时长）扩大了音响表现的范围，还可以现场即兴创作演奏。

60 年代后期在绘画、雕刻艺术的影响下，在美国出现了间约派音乐。与高度有序、复杂的序列音乐形成对照，简约派追求音乐的极度简朴，他们有意将节奏、旋律、和声和配器限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音乐的影响下，他们注意旋律与节奏的微细变化。

70 、 80 年代出现了新浪漫主义，它标致着西方对 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厌弃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一种回潮。新浪漫主义音乐又恢复了音乐的调性、功能、和声，并注意感情表现，甚至经常引用 19 世纪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材料。同时音乐中采用了 20 世纪出现的更丰富的音乐语言、手法和风格，形成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