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

(1937 —— 1949)

 
卞 萌
 
 

1937 年,中国人民面对凶残入侵的日寇,爆发了全面抗日战争。日寇的铁蹄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区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国难当头,爱国的音乐工作者 ( 教师、学生 ) 们毅然走出课堂,或奔向神圣的抗敌战场,或积极投入解放区和大后方轰轰烈烈开展的抗日文艺大宣传运动。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开展群众歌咏运动和进行群众性革命斗争需要的音乐作品 ( 主要是群众声乐作品 ) 的创作。广大爱国、革命的音乐工作者在实际斗争中,以汗水、鲜血直至生命换来了群众音乐创作的累累硕果,这些作品代表了时代的呼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促进了历史的进步,并将永垂千秋。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器乐 ( 特别是钢琴 ) 艺术而言,由于受社会环境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无论在创作、演奏与教育诸方面,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

 

一、八年抗战期间的钢琴专业教育概况

抗战期间,钢琴专业教育只能在大后方重庆艰苦、断续地进行着,而处于沦陷区的上海,则情况惨淡。

当日寇侵占上海前夕,国立上海音专原计划内迁广西省的桂林市继续办学,后因国民党教育部末同意搬迁而仍留在上海。以萧友梅校长为首的部分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国立音专师生,为了保全这所苦心经营多年的当时中国唯一的最高音乐学府,只得临时改变计划,冒险留守在上海沦陷区,与日寇和汉奸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日伪统治下挣扎求生,历经了 8 年磨难。 萧 先生本人由于长期操劳和屡遭磨难,终囤积劳成疾,肺结核菌进入肾脏,医治无效而于 1940 年 12 月 3 日病逝上海。自此,学校经营更为困难。但这所学校的教师都保持着良好的素质和一贯认真负责的教学传统。以查哈罗夫为首的外籍教师一直被聘任 ( 查哈罗夫本人因癌症治疗无效而于 1941 年 6 月病故于上海 ) ,同时还留下了丁善德、吴乐懿两位优秀毕业生任教钢琴。学生们也仍然保持了刻苦奋斗的良好学风。另一部分师生则先后奔赴祖国各地参加抗日救亡斗争。钢琴师生中有不少人到了各地后,就成为当地钢琴艺术活动的骨干。例如 1937 年毕业的杨体烈、巫一舟、何惠仙等人; 1938 年毕业的范继森、黄廷贵、钱琪等人; 1945 年毕业的刘育和、胡文洁等人……。 1941 年 9 月,以丁善德为首创办了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设钢琴、小提琴、声乐 3 个专业,以钢琴学生人数最多,培养了一些人才,著名钢琴家朱工一和周广仁也曾是该校的学生。

在大后方重庆,先后办起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 1940 年成立)和松林岗“国立音乐分院” (1943 年成立 ) 。设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是由重庆的国民党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组织筹办的,师生均为从日寇占领区迁入内地的音乐家,当时任钢琴教师的有易开基、洪士 金圭 、范继森、李昌荪等,还有外籍教师拉查列夫、卡瓦列夫人和盖阿迪娃女士等人。设在松林岗的“国立音乐院分院”,则由国民党中央音乐干部训练班改编而成,当时该校条件极其艰苦,全校只有 3 架立式钢琴和 l 架三角钢琴,教师大多为原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师和毕业生,钢琴教师有李惠芳、范继森、洪达琳、杨体烈等人。该校于 1946 年改名为“重庆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这一时期在国内成功地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的著名钢琴家有:丁善德、范继森、吴乐懿及由英国留学回国的李翠贞等人。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师和毕业生,钢琴教师有李惠劳、范继森、洪达琳、杨体烈等人。该校于 1946 年改名为“重庆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

这一时期在国内成功地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的著名钢琴家有:丁善德、范继森、吴乐题及由英国留学回国的李翠贞等人。

 

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钢琴专业教育概况

自日本投降后直到 1949 年国民党败居台湾的三年,对中国的钢琴艺术来说,是新的发展期即将到来前的过渡性时期,一些著名的钢琴家正在国外或陆续出国深造,如:丁善德、洪士 金圭 ( 留法 ) 、李嘉禄 ( 留美 ) 和吴乐懿 ( 留法 ) 等人。以严厉著称的玛格丽特·朗和 A .科尔托,很乐意地在自己的斑上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学生,井对他们的勤奋、坚持不懈和音乐才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应有的关注 ( 吴乐懿师从玛格丽特·朗;洪士 金圭 师从科尔托大师 ) ,而李嘉禄则入美国尼布拉斯加州立大学音乐研究院深造。

这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以延安 ( 后迁东北 ) 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为主体,先后培养了大批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干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歌咏活动,真正发挥了以音乐调动千军万马的巨大号召力,推动了革命的发展进程。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原来云集于西南大后方的大批音乐人才,纷纷返回故里,多数在失业和仿惶中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动本质,盼望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重庆的两所音乐学院主要忙于回迁和调整。 1946 年 10 月重庆松林岗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搬抵上海,与“上海音专”的原校及私立的上海音专三合为一。当时有钢琴 21 架,教师也增加了许多,键盘系主任由从伦敦回国的李翠贞担任,当时在校的钢琴优秀生有朱雅青、戴谱生等人。青木关“音乐院”也于同年将本科迁至南京,将幼年班迁至常州市。这一年,国民党又在北平接管的“北平艺专”而创办“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分美术系与音乐系,音乐系设立键盘、声乐、管乐和作曲四个专业,钢琴教师有朱世民、陆蕴芳和朱工一等人;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新音乐社”成立了上海业余“中华音乐院”,设钢琴、声乐等四专业,学生多数是教师、职工和社会音乐骨干。 1947 年又在香港成立同样为业余的“中华音乐院”。这就为后来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打下了组织基础。

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由上海国立音专培养成长的一批优秀钢琴人才,在这一时期就像种子一样陆续地撒向全国各地,直至 1949 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北京、天津、西安、沈阳、哈尔滨、长春、四川、武汉、广州、福建……等许多省市,都有原国立音专的学生在进行钢琴教学,成为我国早期钢琴艺术事业发展的主力军。由此,明显地表明:上海确是中国钢琴艺术事业的发祥地。

40 年代末,国内出色的青年钢琴演奏家,著名的有朱工一、周广仁和巫漪丽等人。

 

三、 1937 一— 1949 年期间的钢琴曲创作

这一时期钢琴曲的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水平却相当高。例如陆华柏于 1946 年作的钢琴独奏曲《浔阳古调》和 1948 年作的《农作舞变奏曲》,前者有一种古朴的民族音韵与格调,而后者则流露出中国人的一种勤劳、乐观的朴实情感与品性。而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的翟维,则于 1946 年写作了一首富于乡土生活气息的钢琴独奏曲《花鼓》。优美欢快的民间旋律、朴素的和声与单纯而有活力的钢琴织体结合得自然而流畅,并且富于时代精神:这种写法,为后来表现新时代风貌的钢琴曲的创作,树立了风格上的典范。正在上海音专学习的青年作曲家桑桐,出于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爱好,于 1947 年写出了中国国内音乐创作史上最早的先锋派作品——无调性现代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此曲以民歌为素材,在保留原旋律骨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和发展,和声上完全摆脱了三度叠置的和弦结构,而充分使用了四度、三全音和七度结合为主的不协和和声音程,艺术效果深沉而强烈,是个国钢琴曲创作全新的尝试。

钢琴家丁善德对这一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 1929 年入上海音专学习时,先后随李恩科与查哈罗夫学钢琴,又随朱英学琵琶,随黄自学配器法和作曲法。众所周知,这种多方面的才能和学识的锤炼,对音乐家的造就,其意义是多么的重要。确实,这在后来当他跟 B ·弗兰克尔学习作曲时得到了体现。 B ·弗兰克尔 (1897 — 1983) 是杰出的德国作曲家和教师。他之所以来中国,是因为法西斯在德国掌权后开始迫害犹太人。由于当时许多国家限制侨民进入,而只有上海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所以很多犹太侨民 ( 包括音乐家 ) 纷纷来到中国,客观上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在弗兰克尔指导下,丁善德写了自己最早的钢琴作品:《春之旅组曲》 (1945) 和 E 大调奏鸣曲 (1946) 。 1947 年夏天,弗兰克尔去美国,丁善德则去了巴黎。自 1947 — 1949 年间,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先后跟奥班 (T . Aubin) 、加隆 (N . Gallon) 和布朗热 (N . Boulanger) 学习,并在这期间先后写了两首钢琴作品:《三首序曲》.和完成于 1948 年春天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布朗热曾教出了许多杰出的作曲家,从丁善德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中,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高水平的作曲技法。在这非常简洁的乐曲中,室内乐的手法达到了惊人的色彩效果。主题旋律取材于四川省的《藏族弦子舞曲》,变奏中透明的织体,使人想起优美的苏州刺绣;令人神往的装饰唤起人对法国古钢琴作品的联想。第一变奏有两条线:上部是歌唱,中部是回声,下方是背景。第二变奏非常艺术地在左手呈示主题,而在高音部作了加花装饰。第三变奏如同江南丝竹中的民乐重奏:有笛子、笆、二胡、琵琶、三弦和扬琴。第四变奏塑造了在水面上吹过的冷风。第五变奏是愉快地歌唱的快速圆舞曲。由于内容及钢琴织体的特色,这首作品也可在古钢琴上演奏。它是最早的中国钢琴变奏曲之一。 (1949 年 4 月作者亲自演奏于巴黎的电台, 1950 年出版于上海。 )

值得注意的是于 1938 年从日本回到祖国来的台湾籍著名作曲家江文也,在这一时期他的钢琴音乐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他在研究祖国丰富的民族音乐和古代传统音乐宝库的过程中,好像找到了音乐的根并被深深吸引而激发出热爱之情。他对自己过去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追求作了反省,从而恍然大悟,立即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对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沉迷,转而用中国五声调式风格和手法进行创作。他于 1938 年作的 10 首北京素描《北京万华集》 (Op . 22) 、 1940 年作的《小奏鸣曲》 (Op.3l) 和 1943 年作的《钢琴叙事诗:“浔得阳月夜”》这 3 部钢琴作品,就是这一阶段他返归五声调式风格的证明。他的这种不同一般的风格转变和对五声调式体系的执着追求,显示出他在中、西音乐比较中,已悟到了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的宝贵和伟大之处。他也认为中国音乐有不少缺点;但他说:“也是为了这些缺点使我更爱惜中国音乐,我宁可否定我过去半生所追究底那精密的西欧音乐理论,来保持这宝贵的缺点,来创造这宝贵的缺点……中国音乐好伤是一片失去了的大陆,正等待着我们去探险。”虽然他作于这一阶段的三部钢琴作品,对五声性创作手法的运用还较简易朴素,在五声写作技法上尚属初级阶段,但他那种决心继承、发展自己民族音乐的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而更令我国后世音乐家们深思和探讨。